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辽宁旅顺博物馆的库房中，陈列着一件长172厘米、宽55厘米的明代敕谕。纸张虽已泛黄，但周围环绕的金色云龙纹依然清晰，其间的楷书工整而端庄，末端的“广运之宝”朱红玺印仍鲜艳如初。这份敕谕制作于崇祯二年（1629年），是明崇祯皇帝为册封琉球国王世子尚丰所颁发的重要文书。它原件为罗振玉旧藏，现作为国家二级文物被旅顺博物馆库房珍藏，此次展出仿制品以1:1比例复刻原件风貌，完整呈现文物细节。
这件珍贵文物，不仅记录了中琉两国交往的重要史实，更成为彰显东亚历史正义的独特见证。
《明谕琉球国王敕》原件（央广网发 旅顺博物馆供图）
废纸堆中留存的文化印记
这份敕谕的流传经历颇为传奇。它于1629年从北京发出，随册封使团跨海抵达琉球；25年后，即在清顺治十一年（1654年），这件敕谕又被琉球使者送返北京。清末时它曾面临被焚毁的危险，幸得时任学部参事罗振玉紧急呈报才得以保存；北洋政府时期，它又险些被化为纸浆，罗振玉再次出资从纸厂赎回。历经战火与动荡，它最终辗转至旅顺，在此安家。
《明谕琉球国王敕》原件局部细节（央广网发 旅顺博物馆供图）
黄绢之上的山河之约
展柜中所陈列的为敕谕仿制品，金色云龙纹间以工整楷书写道：“皇帝敕谕琉球国王世子尚丰……特遣户科右给事中杜三策、行人司司正杨抡，封尔为琉球国中山王。”
这份文书诞生于特定的历史背景。当时日本势力已开始渗入琉球，敕谕中“中遭邻侮”四字，暗指万历四十年（1612年）日军入侵之事。明朝嘉许琉球“率职输诚”，因而持续进行册封，直至明朝终结。正如《明史》所记载：“自后凡新王嗣位，皆请命敕封。”这种超越地缘利益的宗藩关系，在敕谕“保固藩篱，庶无忝尔前人”的嘱托中，得到了深刻的体现。
馆方原副馆长韩行方曾专门针对该敕谕开展深度考证，于上世纪90年代发表《明崇祯朝册封琉球始末考》一文，完整还原明朝册封琉球的全过程。据史料记载，自明永乐二年（1404年）明成祖朱棣遣使册封中山王开始，明朝共册封琉球15次，派出正副册封使27人。这份崇祯二年敕谕是明代对琉球的最后一次册封文书。
旅顺博物馆正门（央广网发 旅顺博物馆供图）
劈波斩浪的文明使命
要领会这份敕谕的历史意义，需回溯它的传递历程。据随行文人胡靖在《杜三策册封琉球真记奇观》中记述，册封使团乘坐的巨舰长二十一丈、宽六丈，载员超过700人。
为确保册封典礼顺利完成，前后筹备达四年之久。册封船于崇祯六年（1633年）抵达琉球，使团受到当地隆重迎接。返航途中遭遇风浪，最终有惊无险。整个回程历时12天，当祖国大陆的山影映入眼帘时，胡靖写道：“天使呼出巨觞，互相庆曰：及第不如望见此山，喜悦之心，洵非言喻……”
胡靖所描绘的情景，与敕谕中“国人归心”的记载相互呼应，共同勾勒出一幅古代东亚礼制文明的生动图景。
旅顺博物馆文物展览（央广网发 旅顺博物馆供图）
镌刻在时光里的回响
“这份史料印证了中琉之间悠久的历史渊源。”大连海事大学吴玉红教授指出。琉球王国在藩属体系下享有高度自治，长期保持相对独立的地位。1879年日本吞并琉球后，琉球人民展开了持久的复国抗争。日本此举属于典型的侵略胁迫行为，此后琉球在政治与经济上均呈现被殖民的特征。二战后，琉球复国运动一度兴起，逐渐发展为更广泛的“琉球民族主义运动”，并赢得国际社会的理解、同情与支持。因此，依据战后国际法，支持琉球人民行使民族自决权，符合中琉人民的共同愿望与长远利益。
在旅顺博物馆的灯光映照下股票配资公司倍杠杆，敕谕边缘的云龙纹依旧流光溢彩，向观众静静诉说着这段跨越时空的往事。它将继续见证：历史的正义终将与时代的潮流相汇，奔向更加辽阔的未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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